董其昌行書《梅花詩》 藝術有賴於天賦，古今中西皆同，但是，中國歷史上卻存在著天才與功力的悖論。 這就是明代有兩位大名鼎鼎的書畫家，他們的字，原本都寫得不好，後來卻成為一代典型。 一位是文徵明、一位是董其昌。 二人之所以發生這種蛻變，倒是都得感謝那後來更受人詬病的科舉制度。 據記載，文徵明19 歲為諸生參加歲試，宗師批其字不佳而置於三等——出生於書香門第的他，自然受到刺激，遂發憤精研書法，刻意臨學，號稱日臨《千文》數本，書遂大進。 而董其昌17 歲時為諸生參加松江府學會考，知府也因為他書法不佳而置於第二，屈居於堂侄董原正之下。 同樣，他亦受到刺激而發憤臨池，終而完成他那視吳門沈周、文徵明為超越對象的文人藝術家抱負。
董其昌(1555—1636) 曾在《畫禪室隨筆》自述學書經過：
“初師顏平原《多寶塔》，又改學虞永興，以為唐書不如晉魏，遂仿《黃庭經》。及鍾元常《宣示表》、《力命表》、《還示帖》、《丙舍帖》，凡三年，自謂逼古…比遊嘉興，得盡睹項子京家藏真跡，又見右軍《官奴帖》於金陵，方悟從前妄自標評。”
與繪畫相比，書法技術的訓練，更依賴於對傳統經典的研習。 董其昌這段自述，顯然只是某個時期的說法，其實他的取法更遠遠不止於此。 但他那博採眾長而自成一家的造詣，則正是在這種不斷的摸索中達到的。 史家論董其昌書法，以其行書以“二王”為宗，又得力於顏真卿、米芾、楊凝式及趙孟頫，圓轉生秀，蕭散自然，於諸體中造詣最高，此軸行書詠《梅花詩》即可見一斑。
此行書詠《梅花詩》，即題為《敬韜奉常家園梅花以中秋發詩以紀瑞》：
大遠江南信，先標水部詩。 名花真創見，帝力本無時。
香挾湘蘭發，清含隴笛吹。 仙家饒幻術，官閣動吟思。
何事蟬號露，偏欣雀啅枝。 金風從勁爽，玉樹獨華滋。
冷艷心堪許，孤芳眾豈知。 居然調鼎瑞，載酒共觴之。
就詩意而言：梅花常規開在寒冬，按照漢代“律呂”四時之氣的觀念，百花之中，而得陽氣之先，開在春天百花未放之時。
由於梅花具有著“香中別有韻，清極不知寒”的品格，成為文人吟詠的對象。 例如晉吳郡陸凱《贈范曄》詩：“折梅逢驛使，寄與隴頭人。江南無所有，聊贈一枝春。”後代文學傳統中因有“驛梅”之典，而折梅寄遠成為朋友間傳達問候的雅事。 梁何遜任安王蕭偉記室，作《揚州法曹梅花盛開》詩曰：“兔園標物序，驚時最是梅。銜霜當路發，映雪擬寒開。枝橫卻月觀，花繞凌風颱。朝灑長門泣，夕駐臨鄧杯。”因何遜所用乃官衙之梅，故梅花有官梅之說，唐代杜甫故有“東閣官梅動詩興，還如何遜在揚州”之句。
董其昌此詩多用典故，其中“水部詩”、“官閣”之語，即與何遜詠梅有關。 根據漢代五行的觀念，在古人看來，違背自然節序而出現的異象，是可以被視為祥瑞的，作為博學多識且身為三朝史官的董其昌，看到朋友家園中梅花在肅殺之氣的秋天開花，所以才以此義發揮。 據《左傳》，古人調鼎用梅醢，而調鼎的引申義即指治理國家的才能，所以董其昌在結句說，“居然調鼎瑞，載酒共觴之。”味其詩意，顯然暗含了董其昌對自己和友人的不凡期許。
就書法而言，在章法上，行氣自然，詩題、正文、落款長短各異，參差錯落，尤其是落款如刻書小字雙行，產生大小上的變化；又通過拉大字距而縮小行距，產生一種疏朗之美，單行則不可以求直，得意外之妙。 在結體上，以側取勢，圓轉生姿，似奇而正，打破了吳門如文徵明行書過分均衡的感覺。 在運筆上，注重以中鋒使轉起落，從容不迫，而墨法講求枯濕濃淡之趣，有“將濃遂枯、帶燥方潤”之妙。 這種蕭散從容的筆調，顯然是董其昌晚年成熟風格的典型。
當然，一件具體書法風格的成因，不但與所寫內容和當時書法技巧有關，還與這件作品的接受者有關。 董其昌此作上款為“敬韜”，此人乃董其昌同鄉朱雲來。 董其昌與之當屬深交。 《畫禪室隨筆》中有數則關於此人，如“今日過敬韜，出此相視，因借歸，摹之戲鴻堂帖中”、“題朱雲來畫：敬韜作米虎兒墨戲，不減高尚書。閱此，欲焚吾硯”、“橫雲山，吾郡名勝，本陸士龍故居，今敬韜構草捨其下”、“敬韜韻致、書畫，皆類倪高士”云云。
此軸曾經現代鑑賞家李智超所藏，此作左下有其“李智超收藏印”朱文印一方。 按李智超(1900-1978)河北安新縣人，早年畢業於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，曾任中國畫院主辦的《中國畫》副主編等職。 擅長山水畫，精於古書畫鑑賞，著有《古舊字畫鑑別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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