齊白石多次出來為關良畫藝辯護

金羊網-新快報

■上世紀70年代末關良與夫人在廣州。■關良擊鼓罵曹郭沫若題字簡介關良(1900-1986),字良公。 生於廣東番禺,曾任浙江美術學院教授、上海中國畫院畫師等。

“1917年2月，陰曆剛過正月十五，我隨二哥在上海登上日本輪船。初次離家，雖有二哥細心關照，仍覺想家。在夾板上西望祖國，幾次掉下熱淚……”關良生前在一次採訪中講到自己少年負笈東洋的細節，儘管彼時依依不捨故土，但就是這整整五年的遊學，決定了這個廣東番禺人一生的走向及藝術的高度；其在日本對西方現代藝術的領會所產生的宏闊的藝術視野，更是決定了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勢必發生廣泛的影響。

1924年，他在上海寧波同鄉會舉辦首個畫展，聲名由此鵲起，被郭沫若、鬱達夫等激進作家組成的著名文學團體“創造社”聘為美術編輯，同時為郭沫若主編的《創造》雜誌畫插圖和封面設計。 1927年他又隨郭沫若參加北伐戰爭，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藝術股股長。

在關良廣闊的人脈關係中，不得不提及他與齊白石的交往。 在《關良回憶錄》中，可以讀到《問藝齊老》章節，文中提到了關於他與齊白石交往的舊事。

據關良文中所說，1956年他來京開會，與李可染一同拜見了齊白石。 齊白石不僅對他印象深刻而且現場作畫，相見甚歡。 此書刊載了齊白石贈予關良的作品兩幅，一幅為《螃蟹》，另一幅為《松鷹》，皆為齊白石常畫的題材。 在《螃蟹》的畫作上，齊白石題跋：“良公老弟同道，九十三歲白石璜請講。”

關良回憶說：“全國解放後，文化部門的一些同志，對我的畫褒貶不一，有的還持否定態度……齊白石多次出來為我辯護，齊老先生侃侃而談，認為這是一種創新，而且自成一派……在齊白石先生道義的支持下，1956年我在北京舉辦了第一次個展。”這次展覽非常成功，觀眾紛至沓來，戲曲名家梅蘭芳、畫家李苦禪等都給出了頗高的評價。 而後，1957年，關良與李可染代表中國到當時的德國訪問、寫生，開啟了他們藝術的新旅程。

藝術軌跡

1912-1917 在南京金陵中學讀書。

1917-1922 赴日本東京太平洋美術學校讀書，畢業後回國。

1927-1928 隨郭沫若參加北伐戰爭。

1930-1933 在武昌藝專任教

1936-1937 應劉海粟之邀，再次到上海美專任教。

1940 在成都舉行第二次個展，以善畫戲劇人物形成特色

1945 在重慶參加“中國現代繪畫展覽”，抗戰勝利後回杭州。

1956 在北京及天津舉辦個展，張仃寫前言。

1957 與李可染作為文化部派出的藝術家代表，前往德國訪問、寫生、辦展、出畫冊。

1959-1960 先後任中國美協理事、上海美協副主席、上海中國畫院畫師。

1981 應邀在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講課。

1983-1984 經香港去美國探親訪問。

軼事

郭沫若再三鼓勵關良

早在1924年，關良便與郭沫若在上海結識。 兩人相見，相談甚為投機。 由此，兩人成為親密的朋友。 郭沫若毫無保留地向關良推介自己的廣泛人脈，並在關鍵時刻給予實際的幫助。

1941年春，關良應聘去成都技藝專科學校，發現該校人事複雜，決計放下教職訪問敦煌以開眼界，但籌資仍需靠展覽。 關良將此決定及困境告知郭沫若，郭老為他再三鼓勵，說：“這(戲劇人物)是你的獨創，要堅持走自己的路。新作品出世，肯定碰到很多困難，有的人不一定理解他、接受他。你多畫些，我支持你！”

郭沫若為關良的幾十張畫題了字，又讓他去找茅盾、葉聖陶、老舍，請他們題了畫跋。 結果，這次展覽上，關良賣掉了40多幅畫。 此時，郭沫若還還撰寫了《關良藝術論》，肯定其“人格高，畫格更高”，向社會介紹並推廣他的繪畫藝術。

自由談

關良是藝術家中的藝術家

畫作是藝術中的藝術

■吳洪亮(北京畫院美術館館長)

剛在北京畫院美術館落下帷幕的“高妙傳神——關良繪畫藝術展”，是我們“20世紀中國美術大家”系列展中的一個重要項目。 據我所知，很多普通民眾都來看這個展覽，這讓我們非常高興。關良的藝術已經突破了藝術小圈子的觀賞，而擴及到大眾認知的範疇，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，說明我們的大眾審美已經在提高了。

最近一年來，關良的市場反響非常火，所以，有媒體說我們做這個展覽是“市場倒逼學術”。 我以為這個說法完全站不住腳。 因為，這個展覽我們已經籌備兩年多了，只不過正逢關良市場火熱，太湊巧了。 但我深信，關良的藝術造詣被人所認可，是遲早的事情。

在我看來，關良是藝術家中的藝術家、他的創作是藝術中的藝術。 他的畫面太具藝術的純粹性了。 就風格而言，他始終保持“生”的狀態，一直到終老，這非常可貴。 而很多藝術家卻輕易地從“生”轉到“熟”，品格也就自然下降。

從嶺南走出來的關良，獲得了眾多成才成名的機會，去日本留學、受郭沫若提攜、結交齊白石、“混跡”上海與杭州……這樣的文化圈子顯然是嶺南本土所不能提供的。 翻開美術史，其實，關良不過是走出去的大撥嶺南畫家中的一個個案而已。 且不說“二高一陳”，還有林風眠、賴少其、陳大羽、丁衍庸、鄭錦……其中，一些人是被歷史所遮蔽而最近十來年才發掘出來的。 他們再被發現，改寫了人們對嶺南畫壇的認識與理解。

僅僅從這一點來看，廣東根本不缺人才，再加上廣東人富有開拓精神與踏實勤懇作風，能夠各地域施展拳腳也就不奇怪了。 走出來的廣東人，都特別戀鄉，那種骨子裡對“根”的眷戀是特別強烈的。 所以賴少其晚年還回廣東，也就不奇怪了。 目前北京也有一些廣東的藝術家，也都非常懷念家鄉。 我的籍貫是廣東茂名，但是在北京出生長大的，對他人從來都是自稱廣東人。

現在，從廣東走出去的藝術家亦不在少數。 但我認為，在信息化時代，藝術家處在哪個地域已不再像以往那麼重要，最關鍵的是自己有沒有廣闊的文化視野，有沒有把自己放在全國與全球的邏輯中進行創作。 我們現在少了前輩們行萬里路的艱辛，就更需要讀萬卷書、增擴視野的歷練。